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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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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若冰,诗人、作家、秦岭学者。甘肃天水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公元759年杜甫寓居秦州时驻留过的东柯谷。高级编辑。作家协会会员、天水市文联副、天水日报社副总编、天水市作家协会,甘肃省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陕西省旅游顾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终南书院顾问、西北旅游研究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出版、主编诗歌、散文、文艺评论十余部。代表作有诗集《巨大的冬天》,“大秦岭系列”长篇散文《走进大秦岭》《寻找大秦帝国》《渭河传》《仰望太白山》,电视纪录片《大秦岭》等。以《走进大秦岭》为蓝本,由其担任主要撰稿的八集纪录片《大秦岭》先后获第25届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第二届全国优秀电视(文艺)栏目优秀大型纪录片奖、广电2010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最佳中篇奖和最佳编剧奖;长篇散文《走进大秦岭——民族父亲山探寻》修订本获甘肃省政府“敦煌文艺奖”一等奖、长篇散文《渭河传》获第八届《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2004年完成对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山脉考察,首倡“秦岭是民族父亲山”和“秦岭”概念;2011年完成对整个渭河流域考察、2014年完成汉江流域考察。

出版及主编作品

  1、诗集《巨大的冬天》(1995。出版社)

  2、文艺评论集《倾听与呈现》(2001。文联出版社)

  3、地方历史散文集《天籁水影》(2001。新疆出版社。与安永、周伟合著)

  4、系列长篇散文《走进大秦岭——民族父亲山探寻》(2007年花城出版社)

 5、《寻找大秦帝国》(2010。陕西出版社)

 6、《走进大秦岭》修订本(2012.长春出版社)

  7、主编作品:《甘肃的诗》(副主编。2010.敦煌文艺出版社)、《天水市文学作品选》(副主编。2013.太白文艺出版社)、《诗歌中的天水》(副主编。2013.太白文艺)

  8、编著有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飞将军李广》(1994.与人合著)。

 9、长篇散文《渭河传》(2014。太白文艺出版社)

 10、长篇散文《仰望太白山》(旅游出版社。2014年5月)

主要获奖作品

  诗歌、散文、文艺评论曾获省级以上奖项十余次。其中主要有:

  1、诗歌《雪天》获甘肃省第三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2、诗集《巨大的冬天》获甘肃省第四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3、文艺评论集《倾听与呈现》获甘肃省首届黄河文学奖三等奖。

  4、花城版《走进大秦岭》获第四届黄河文学奖二等奖并《走进大秦岭》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5、组诗《王若冰的诗》获《飞天》十年文学奖。

  6、散文《一个民族的背影》入围奖报纸副刊奖。

   7、以《走进大秦岭》为蓝本、担任一至四集撰稿的八集电视纪录片《大秦岭》(2010年元旦《探索.发现》栏目首播。)先后获电视第25届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第二届全国优秀电视(文艺)栏目暨大型特别节目优秀大型纪录片奖、广电2010年国产纪录片暨人才扶持计划优秀中篇奖和最佳编剧奖。

  8、《寻找大秦帝国》获首届麦积山文艺奖一等奖。

  9、《走进大秦岭——民族父亲山探寻》修订本获甘肃省政府第七届敦煌文艺一等奖。

  10、《渭河传》获第八届《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地址:甘肃天水秦州区民主东路86号天水日报社
   邮编:
741000  
  
邮件:gstswr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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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渭河传》出版社仅给本人200本样书,后我本人向出版社所购100本也已所剩无几。喜欢《渭河传》的朋友如在当地大书店购不到,可从以下网站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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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9 09:03)
分类: 散文随笔

弘文园记

王若冰


弘文园诞生前,这里是原天水岷山机械厂旧址。如果把时光的脚步往前推移,这里还有过东教场、天水造币厂、天水步校之类的称呼。

相对有着2700多年建城史、北朝时已形成“五城相连”格局的天水古城而言,历史上的弘文园一带似乎一直置身天水古城茫茫时空之外,及至明清时期,这里依然野树杂生、狐兔出没,是搁置在东关老城郊外的荒寥之野。从“东教场”的名字可知,在古代,这里应该是天水驻军练兵习武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与东教场隔岷山路相望的东方红村,尚有据传是当年诸葛亮点将台遗迹的“诸葛军垒”。三国时诸葛亮五次北伐,四次途经天水,至于东教场究竟与诸葛亮有无联系,不得而知,不过即便到了近代,让这一带频频进入天水历史视野的事件,倒是大都与军事相关。

1919年,经过五四运动洗礼,中国社会开始酝酿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大变局。这年冬天,安徽人、北洋军阀孔繁锦驻防天水,随后被任命为陇南镇守使,掌管陇南14县军政大权。孔繁锦部队驻地,就在东教场。为扩充军备,孔繁锦不仅兴建营房、训练军队,还采矿炼铜,开设造币厂,私铸铜币。现弘文园正门东侧的钱币博物馆,便是原陇南机器局和天水造币厂旧址。孔繁锦统治陇南8年,一方面滥发货币,大兴土木,疯狂敛财;一方面又创办陇南机器局、电灯局、纺织厂、制革毛织公司等实业,让天水成为甘肃近代工业启航之地。天水也借此成为100年前甘肃境内第一座街上跑有轨电车,用电灯照明的城市。

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30师师长吉鸿昌将军奉命驻防天水。第二年春天,他召集陇南14县武林高手在东教场举行“陇南国术大赛暨表演大会”。吉鸿昌不仅现场为观众表演大刀,还以他钟爱的大刀为奖品,奖励优胜者。

19512月,东教场刚刚落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迎来560名学员,他们都是西北军区各部队选送的连营级干部,其中不少人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功臣。学校创建初期为军级建制,第一任校长正是194983日率部解放天水城的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军长、“独臂将军”彭绍辉,政委由原陆军第七军政治委员冼恒汉担任,次年6月首期学员毕业后随即被撤销。1952731日,学校撤销一个月后,西安陆军学院前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奉命由现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迁往天水,全面接管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舍、营房和人员。此后,该校还有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水步兵学校、兰州军区步兵学校等名称,隶属关系、学制、办学方式也几经更迭,但天水人习惯称它们为“天水步校”。从19512月招收首批学员到19693月撤销,天水步校为我军培养了一万余名军政干部。弘文园建设过程中维修保护起来的穹顶圆形无柱大教室、营房、十二连座圆形建筑群等建筑,都是天水步校初创时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建筑原物。

天水步校撤销7个月后,一家兵工企业进驻校区,它就是天水岷山机械厂。岷山厂前身是原第五机械工业部直属枪械生产企业黑龙江北安庆华工具厂。196910月,根据“三线”建设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黑龙江北安庆华工具厂一部分迁至天水,番号5206厂,对外称天水岷山机械厂,为后来改称兵器工业部的五机部在西北唯一一家轻武器制造大型二类兵工企业。岷山厂辉煌期拥有6000多名职工, 1万多家属,十几座车间昼夜生产不息。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军转民和市场经济大潮中,岷山厂陷入困境,每况愈下,一步步走向衰微,最终于2009年破产改制。

岷山厂庞然背影落下的时候,弘文园周边已成为天水新城东扩核心区域,唯独铅华散尽的岷山厂又回到了过去。厂区内荒草丛生,满目凋敝,二百多商家抢滩入驻,分块经营,纷乱如野市。20188月,市委、市政府广纳民意,并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决定启动岷山厂片区开发建设与环境整治工程。其中以打造既可供市民休闲娱乐,又能延续历史文脉公共空间为目的的生态公园建设,被列为天水城市中心东移的重要惠民工程。本着生态优先、文化为本理念,公园建设中不仅对能体现原造币厂、步校、岷山厂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老建筑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修缮,还根据它们的历史身份,分别开辟为天水钱币博物馆、天水步校博物馆、岷山厂博物馆、天水农耕博物馆、李杜纪念馆和棋琴书画院,名其园为“弘文园”。

一个因铁马叮当而闻名的地方,由于一座人文园林出现,便有了郁郁文风扑面而来。弘文园前世今生由武而文、由衰而兴的嬗变,不仅让我们瞻望到了一座城的飞云沧桑,也见证了一项惠及千秋万代的民生与文化工程诞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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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4 15:14)

中华圣山

——大秦岭杂记之一 

王若冰

这些年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冲动:有朝一日如果能长出一双巨大无朋的翅膀,我将凌空扶摇,居高临下巡游辽阔壮美的中华大地。在我鸟瞰俯视,极目远望苍茫华夏大地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物象,除了高出人世的巍巍昆仑之外,就是横亘中国内陆腹地的华夏龙脉、中华民族父亲山——秦岭,以及在莽莽秦岭山脉滋养哺育下千秋浩荡,万古奔流的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和长江。

这不是由于我对秦岭的偏爱,而是在搜遍历史,巡游神州大地之后,我惊奇地发现,茫茫中国大地,众多名山大川中最具备人格力量、最能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情怀、也最能象征一个民族前世今生的山岭,唯有这条自西向东,横贯中国内陆南北中轴线,穿越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河南五省的秦岭山脉。最早记述我国山川河流的著作《禹贡》也认为,华夏大地山脉有“三条四列”,秦岭居中,列为中条;昆仑有三龙,而秦岭为中龙;葱岭有三干,秦岭为中干。而且由于秦岭山脉地处华夏版图中央,所以也就成了中国内陆地络阴阳,南方与北方的分界。既然如此,茫茫华夏大地,对中国自然地理、人文生态、历史情感有着如此重要影响的山脉,除了秦岭,还有哪座山岭能够与之比肩呢?因此,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蔷在完成对秦岭山脉的考察后感叹道:中国许多山虽然有名,但大多数山假如从不存在,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可是假如没有秦岭,中国将不成其为中国。

与被称为神山的昆仑山和备受皇权荫庇的泰山相比,秦岭更像一位襟怀辽阔、灵魂高迈的智者或圣贤。秦岭的身世,就是华夏大地诞生成长的经历;秦岭的情感里,珍藏了一个民族兴衰起落的全部历程。秦岭不仅见证了亚洲大陆造山运动时代,中国内陆沧海桑田的每一个细节,而且在秦岭温暖宽厚的怀抱里,大地湾人、半坡人、蓝田猿人、郧西人和仰韶人,在荆莽遍地,天荒地老的远古时代打磨石器,狩猎捕鱼的形象所映现的,是华夏民族童年时代劳动和创造的庞然背影。还有伏羲女娲、炎帝神农、轩辕黄帝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唤醒了华夏故国第一缕文明的曙光,周秦汉唐,风云际会之际华夏大地纷纷崛起的秦岭帝国,不仅缔造了中华民族亘古挺拔的巍峨身姿,而且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进步的曙光。就是这样一座担负了一个民族所有精神情感的山脉,千百年来,却始终如一位胸怀大智,沉智深邃,含而不露,刚毅隐忍的圣者,端坐中国大地中央,用他宽厚的身躯挡住南下的寒风,遮蔽北上的酷暑,让山川起伏、河流纵横的中国大地春华秋实,夏雨冬雪,气象万千,美不胜收,使古老悠久的华夏民族愈老弥坚,生生不息。因此,2004年完成对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山脉文化考察后,我在献给我们民族这位慈祥沉智的父亲的第一本书——《走进大秦岭》序言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条横卧中国内陆腹地的茫茫山岭,才是华夏文明的光源所在、中华文明的生发地和存留之所。尤其是在走过秦岭沿线550多个县100多个乡镇,目睹并见证了保留在那片神秘荒蛮的丛林深处的精神秘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和现在,秦岭负载了我们这个民族从童年到青年、壮年所有文化精神的重量与经历。如果要归结出一种可以涵盖、容纳中国历史文化的文化载体的话,那么除了黄河、长江这两个象征性喻体,也只能是秦岭了——如果说黄河、长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话,秦岭则是一个民族历史情感、现实遭际堆积起来的山岭。”

因此,在满怀激情地为秦岭树碑立传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黄河和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话,那么秦岭就是中华民族的父亲山。

在电视系列片《大秦岭》解说词里,我又写道:“古老的地理学认为,中国大陆众多山脉的根在昆仑山。因此,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岭被称为昆仑;后来,又因为秦岭矗立在秦国都城之南,秦岭又被称作终南,或者南山。”但相对于从过去到现在都笼罩在迷迷茫茫,遥不可及的神话迷雾里的昆仑山来说,昆仑山只是一位在仙风玉露里来去无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从诞生到现在,一直将他高大巍峨的身躯深深根植于真实朴素的人间世界的秦岭,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波澜起伏的过去,也有波澜不惊的现在,有韵味绵长的精神世界,也有酣畅淋漓的情感意识的人。只不过,由于秦岭阅历、精神和内心的高迈与辽阔,在我的意识里,巍峨秦岭则更像一位引领我们精神世界的智者和圣人。只要我们回过头来,稍稍回味一下中华民族前行和进步的足印,我们就会发现,自远古以来,我们民族所创造的每一次辉煌,都与这座如巨龙般绵亘华夏腹地的山岭,有着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所以,在环视我们民族古老身世之后,我在《走进大秦岭》里激动地写道:“被灿烂星光抬升了的群山,像历尽跌宕与起伏的古老时光的遗迹,将我的情感与记忆再次指引向历史纵深处:自西秦岭岷江与祁连山的断裂层开始,我看到了一个来自青藏高原东缘湟水谷地的古老民族向东、向南迁徙的漫漫长途上,在汉江和渭水之间这块高峻绵延的山岭留下的精神光芒:华夏民族历经漫长迁徙与融合之后,在北秦岭与渭河之间寻找到的第一片生存乐土、打制的第一件石器、点燃的第一粒火种、烧制的第一件陶器、播种的第一粒谷物、刻画的第一个记事符号、构筑的第一座房屋……,在这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第一个封建制国家、第一个东方帝国,都诞生在秦岭温暖宽厚的怀抱里;还有老子、秦始皇、刘邦、刘彻、李世民,他们成就的千秋伟业,哪一个不曾经获得过巍峨高耸的秦岭荫庇?甚至,我们这个民族存留至今的称谓——大汉民族,也是在秦岭汉水之间孕育并最终被确认的。”

如果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我们还会发现:秦岭与我们民族的情感精神的纠葛,何止这些!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本土宗教——道教,是在莽莽秦岭孕育、诞生并发展壮大的;沿着秦岭山脉进入关中和中原的印度佛教,也是在秦岭怀抱完成佛教文化的中国本土化过程的;还有,董仲舒在秦岭荫庇下的咸阳城,借助汉武帝铁腕政治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家文化登上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文化宝座扫清了障碍。从此以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道教文化和中国佛教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挺立在黄河、长江之间的这座苍茫山岭之间,迅速成长为一座规范和引领一个民族走向更大辉煌的巍峨高峰。还有,自昆仑山发源,历经跋涉与艰辛之后几近枯竭的黄河和长江,在秦岭养育的渭河和汉江滋润与激励下,才重新获得了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勇气与力量。

中国历史上,人为造就的名山大川太多了。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后四处封禅,走遍了三山五岳,唯独不曾给曾经养育了他的先祖,而且近在咫尺的秦岭赏赐一个名号。是这位千古一帝不屑秦岭的苍茫,还是不敢正视秦岭高迈的灵魂?是因为矗立在咸阳城外的秦岭,在这位傲视天下的始皇帝心目中比昆仑山更神圣,比泰山更威严。因为在秦始皇看来,秦岭是秦人命运的保护神和决定秦人兴衰存亡的“龙脉”。所以建造阿房宫的时候,秦始皇明确下诏,不准采伐秦岭一木一石。于是没有皇权附庸,秦岭便显得朴素清雅;没有神权映衬,秦岭更显得真切宁静。在没有浩荡皇恩的保护下,秦岭就任花草万物在清流险峰之间花开花落,自生自灭;在没有香烟缭绕的颂扬与赞美中,秦岭就任袅袅炊烟在山林间升起,让历朝历代无家可归的灵魂,在他宁静的呼吸里栖息、休养。

朝拜秦岭归来的这几年,一想起山环水绕的秦岭山脉,我就想起了欧洲两座名山:阿尔卑斯山和奥林匹斯山。对于根脉与昆仑山相通的秦岭来说,秦岭就是与欧洲自然地理、文化精神紧密联系的欧洲圣山阿尔比斯山,而昆仑山则是与欧洲的神话之山比肩的华夏神山。神与圣的区别,在于神无形无体,高居人世之上,而圣者则是孕育并造就人类生命、情感、精神、文化的智者。莽莽秦岭山脉就是造就中华大地人文地理,自然万象,并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堆积起来的文化圣山。他不仅开启并凝铸了华夏大地上一个又一个开拓大疆土、凝聚大气象、铸造大魂魄的时代风雷,而且还以他圣神威严,襟怀辽阔的精神气象,孕育并见证了中华民族高贵丰满,绮丽多姿灵魂萌芽、成长、壮大的全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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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5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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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云梦大泽

文/王若冰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刚刚升任丞相的大诗人张九龄收到孟浩然呈送的一首诗,这就是一千多年来被视为孟浩然代表作之一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一年孟浩然44岁,正在筹划赴京应试。在这首为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进行最后一搏做铺垫的干谒诗里,孟浩然以十年前游历洞庭湖时面对水天一色,涵虚空濛的自然景物生发的感受,抒发了他渴望有人提携引荐进入政界的急切心情。其中最有名的两句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

那么,孟浩然描述的云梦泽在哪里呢?

读过这首诗的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既然孟浩然写的是洞庭湖和岳阳楼,云梦泽自然在湖南,或者说云梦泽就是洞庭湖了。

其实不然,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到的云梦泽,是指早在先秦两汉时期被《尚书.禹贡》、《左传》、《国语》和司马相如《上林赋》反复提及的云梦大泽,也就是曾经密布于湖北境内江汉平原上的古代湖泊群。这些先秦时代还星罗棋布、罕有人迹的湖泊群分布范围,大致南以长江为界,北至湖北钟祥大洪山,向东延伸至武汉以东的大别山麓,西到汉江流经的鄂西山区。

孟浩然写出“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7亿年前,长江、黄河还没有诞生,现在长江中上游大部分地区还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整个长江流域一片汪洋,既无河道,亦无江岸,长江与地中海连为一体,不分彼此。汉江流经的鄂西山区也是古地中海向东延伸的辽阔海湾,只不过洪波连天的古汉水已经在渐次隆起的秦岭巴山地质断层间奔流了很久。即便是在距今1亿年左右,印支造山运动引发青藏高原和昆仑山、巴颜喀拉山、横断山、秦岭山脉相继崛起,刚刚有江有岸、初成江河气象的长江也没有摆脱古地中海牵制,而是被秦岭和云贵高原之间深切的峡谷引导着,借助古汉江河道选择了与今天长江相反的流向,经云南西部注入地中海和印度洋。这时候的汉江则自陕南进入湖北西部后,与长江江水一同汇入了因长江中游南岸次第隆起的丘岗、陆地形成的一个巨大内陆湖——云梦泽。

据此可知,在汉江与长江造就江汉平原之前,先秦时代被视为神秘水乡泽国的云梦泽,是江汉平原的真正主人。

与云梦泽同时出现在中国大陆中西部的大湖,还有四川的西昌湖和云南的滇池。但在中国大陆造山运动余响未落之前,这些湖泊的湖水,还都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云梦泽真正成为一座波水粼粼,水草茂盛且有水鸟和众多水生生物生活的大湖,应该经是经历了从燕山和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大幕开启,直到中国大陆造山运动尘埃落定的数亿年漫长过程。

高山与高原渐次隆起,峡谷和盆地相继出现;海水渐渐退去,曾经被海水覆盖的海底成为大陆,高山崛起的低洼地带再度被水淹没。伴随秦岭山脉、昆仑山山脉、横断山脉崛起和大别山、巫山在长江中下游出现,与云梦泽、汉江、长江相通的古地中海开始向西退缩,更多陆地与山脉渐次隆起,四处漫溢的海水、江水、河流在刚刚诞生的高山峡谷引导下,各自寻找自己的出路。

这是燕山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催生山川起伏,河流纵横的中国大陆雏形的一幕。这次由不同地质板块撞击引发的造陆运动持续时间非常漫长,大约开始于距今1亿年左右,结束于距今两三百万年前第四纪冰川大幕落下前后。

漫长而持久的造山运动,让中国大陆轮廓初现。以茫茫秦岭为分界,北方的渭河、黄河,南方的汉江、长江,开始有了各自较为明晰的河道与流向。然而,如果将目光再次延伸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进入高峰期的三四千万年以前,我们会发现这次剧烈地质运动,让青藏高原迅速崛起,云贵高原剧烈抬升,迫使蔓延到中国大陆南部的地中海古陆彻底退位,中国大陆西高东低格局初具雏形。曾经从云贵高原经西藏向西流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长江,这时候才开始调转流向,自西向东,朝太平洋奔流而去。

根据地质学家对长江历史变迁的这种判断,既然四五千万年前长江是从欧亚大陆西南流入地中海,那么在长江从青藏高原转向东流进入江汉平原之前,填充云梦泽的水源除了古地中海海水外,真正以形态明晰方式汇入云梦泽的河流,应该只有汉江了吧?因为在此之前,汉江与长江分水岭大巴山,已经在秦岭造山运动中崛起。

距今三四千万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陆造山运动告一段落,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山脉已经崛起。伴随青藏高原崛起,长江从青藏高原朝西南进入地中海的通道被阻塞,滚滚江水只好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之间转向东流,并在穿越千山万岭来到后来成为江汉平原一部分的湖北中西部后,和早已与古云梦大泽融为一体的汉江汇合。既然没有河道供长江之水东流,长江便与汉江融为一体,成为从鄂西山地一直蔓延到大别山麓的云梦大泽共同的缔造者。

那时候,云梦泽是一个只属于水的世界。波光粼粼,烟波浩渺的湖水一望无际,空濛与死寂笼罩着茫茫水波。除了汉江和长江不断涌来的江流激起的浪花,唯有明月和太阳年复一年在湖面无声起落。直到后来,南漳湖北鳄、孙氏南漳龙等水生爬行动物出现,云梦泽的亘古岑寂才被打破。

这个时期,应该已经是第四纪冰期中后期。

大规模造山运动渐次减缓,缓慢的海陆升降还在继续。也就是是在这一过程中,积满长江与汉江江水的江汉平原渐渐下沉,云梦泽与东部古海的联系被切断,一座发育成熟、辽阔无际的内陆湖呱呱坠地。接下来,汉江和长江带来的泥沙等沉积物滚滚而来,积聚堆积,云梦泽湖底陆地缓慢抬升,湖水被迫沿后来长江水道向东外溢,流向东海。这种由汉江和长江共同完成的填湖运动,至少持续了上千万年。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的堆积物,最终将原来连为一体的云梦大湖分割成大小不一、数以万计的湖泊群。后来,湖泊闪烁的云梦大泽湖泊群,又被汉江和长江年积月累的堆积物不断分割、分化,改造成湖泊、沼泽、三角洲绵延不断的湖沼群。与之伴生的鱼类、龟甲类水生生物麋集湖泊沼泽之中,众多钟爱潮湿环境的生物和飞鸟在水草茂盛,草木葱茏的湖畔、洲沚安身栖息。在汉江北岸和丹江流经的高山丛林里,有剑齿象、恐龙游弋觅食,被茫茫湖水覆盖,荒芜斯万亿年的云梦泽迎来了万物争荣的时代。

尽管自然生态的变化正在让云梦泽经历沧海桑田的巨变,但广袤的江汉平原上弥望的泥淖、沼泽和星罗棋布的湖泊,还不是早期人类可以安神的家园,亘古的洪荒还要在这个曾经水波连天的世界继续。直到距今大约六七十万年前后,处于云梦大湖西北部的郧县及郧西县境内学堂梁子、神雾岭从湖底隆起,被围困在水波和泥沼之间的突兀高地上迎来栖身于汉江中上游高山洞穴的第一批古类人猿——郧县人和郧西人,这里的亘古寂寥才开始被打破。即便如此,因滚滚而来的江水,连绵不断的湖泊群和湖泊不断缩小、分割而出现的大片大片泥沼,依然是人类生存的禁地。尽管继郧西人和郧县人之后,当代考古工作者在荆州市郊鸡公山上也发现了距今2至5万年前的原始人类生活遗迹,但在更为漫长的时代,人们对这个汉江与长江共同缔造的水天泽国还是一无所知。

云梦泽作为一个地名被提及,最早见于成书于先秦时代的《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其中《尚书.禹贡》在概述大禹划分的九州之一荆州时,有“云梦土作乂”之说。《周礼.职方》进一步解释说,荆州有“泽薮曰云梦”。可见,尽管先秦时代沉积在云梦大泽下面的江汉平原在长江与汉江日积月累填充下已初具雏形,但辽阔云梦泽大部分区域仍然湖泽相连,渺无人迹。接下来的岁月里,星海般密布于后来成为江汉平原区域的湖泊群,还将经历漫长的沧海桑田变迁。大湖被分割成小湖泊,原有的小湖泊干涸、消失,又有一些小湖泊在低洼处出现,闪闪烁烁的湖泊群让云梦泽成为人迹罕至的神秘之地,以至于后来的《尔雅》《吕氏春秋》《淮南子》对其规模、方位记述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尔雅》说云梦泽由十个大湖泊组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则说云梦泽聚集了九个大湖,位置在荆州所属的楚地。无论古人怎么描述他们时代所了解的云梦泽,有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即就是说在《吕氏春秋》《淮南子》时代,人们都知道云梦大泽是远古时代中国大陆秦岭以南一个浩渺无边的泽国。即便是在云梦大泽分化成无数大小不一的湖泊和湖泊群后,史书记载的江汉湖泊群,还有大小湖泊600多个,其中水面在100平方公里的大湖21个。

公元前125年(汉武帝元朔四年),一位年轻才俊从长安出发,开始了在大汉辽阔疆域的长途漫游。这位胸怀大志的青年在全国各地考察民风民俗、采集乡俚传说的同时,一路都在追寻大禹治水遗迹。为此,他不仅遍游江淮、中原,足迹还到达了曾经和云梦泽连为一体的洞庭湖。

这位青年,就是后来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

游历考察结束后,司马迁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水利学通史《河渠书》——亦即《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中首次确切记述了云梦泽的方位。司马迁在介绍春秋时期楚庄王派楚国最高执政官令尹孙叔敖修筑中国最早的运河——云梦通渠时说:“于楚,则西方通渠汉水云梦之野”。意思是说,孙叔敖修建沟通汉江和长江的云梦通渠的时候,从湖北荆州城北楚国郢都纪南城凿渠,使汉江、长江和云梦泽贯通。司马迁的记述透漏出两个信息,一是司马迁当年看到的云梦泽在江陵以东的江汉平原;二是西汉时期汉江和长江分流,而且在曾经一片汪洋的云梦泽退海为田的过程中,汉江、长江和云梦泽江水与湖水相互侵扰,导致江汉平原经常发生淤积和水灾。

沿丹江和汉水壮大起来的楚人,在汉江、云梦泽和长江之间修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运河。我们不知道这条运河是如何修建的,更无法知晓这条运河是如何将星罗棋布的云梦泽众多湖泊之水引入汉江的,但司马迁告诉我们,沟通汉江与云梦泽之间的运河修建于公元前七世纪初的楚庄王时期;负责修筑这条运河的是楚国令尹孙叔敖。据说孙叔敖治理遍布现在江汉平原的湖泊时,首先开凿河渠,让流经汉江南岸神农架地区保康、南漳和当阳、枝江的沮漳河与江汉平原的众多大泽相互沟通,并使之流入汉江。在江汉平原上密集的泽国湖沼渐行渐远的同时,沿汉江最大支流丹江南下的楚人,首先选择在云梦大泽湖水褪去后裸露出来的丘岗高地安家,成为云梦泽的主人。只不过那时的云梦泽,大部分地方依然沼泽、湿地、湖泽、丛林密布且雾瘴弥天,荒无人迹,虎豹出没,野兽成群,楚人也只好将这些地方作为楚王游猎的皇家林苑使用。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郁,隆崇,岑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玄厉,石。其乐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菖浦,江蓠蘼芜,诸柘巴苴。其南侧有平原广泽:登降靡,案衍坛曼,缘似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菥苞荔,薛莎青;其埤湿则生藏茛蒹葭,东雕胡。莲藕觚卢,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色蛟鼍,玳瑁。其北则有阴林:其树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梨栗,橘柚芬芬;其上则有孔弯,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曼蜓犴。

这是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为我们描述的云梦泽成为统治长江流域八百多年的楚国皇家林苑时的情状。

两千多年后,在我两度追随汉江滚滚东进的涛声漫游江汉平原、追寻云梦大湖遗迹之际,所到之处尽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无奈之际,我只能从零星散布在汉江两岸稻田深处的水泊、港汊、荷塘、沼泽、湿地上随风荡漾的波光水影里,遥想江汉平原水波浩淼、湖泊密布的过去。公路两边,如果没有孝感市所属的云梦县提示,人们已经很难将这片中国海拔最低的平原,与她曾经有过的泽国水乡历史联系在一起。

我不知道善于铺陈的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是否到过云梦泽,不过在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之前,最熟悉这片湖沼云集之地的,还是以这片荒芜阴湿之地为根据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楚人。只不过楚国占据以汉江中下游为中心的云梦之地的时候,这片由一座大湖湖水外泄而诞生的由成千上万座大小湖泊组成的泽国水乡,要比司马相如描述的云梦泽范围更大,地域和水域也更加辽阔。据专家考证,楚人入主云梦泽及其以前的云梦大泽,包括了今天的湖北中南部以及湖南、江西北部。两千多年后,我们现在在地图上看到的以蓝色斑点为标识,密布于鄂、湘、赣三省交汇处的湖泊群,就是当年云梦大泽的遗物。她们既包括湖北境内的洪泽湖、梁子湖,也包括江西境内的鄱阳湖和湖南境内的洞庭湖。

司马相如笔下为我们描述的云梦之地,总面积不足一千平方公里,它只是云梦泽消退后的陆地,而并非云原来的梦大湖。根据《子虚赋》推算,云梦泽消退后最初留给楚王做狩猎、野游之用的湖中高地,东西长约四百多公里,南北宽约二百五十多公里。而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为我们塑造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吹牛大王子虚先生,在向齐王炫耀楚国国土辽阔、物产丰富时提及的云梦之地南部“平原广泽”,则正是战国时期尚未消退的云梦大泽核心区域。

2014年8月驾车从杭州经江西、湖北返天水,顺道开始了我第一阶段的汉江之行。这次考察的起点,我选择了从汉口龙王庙汉江入长江处逆汉江西行,经仙桃、潜江、天门、京山、钟祥、沙洋、荆门、宜城进入襄阳,随后转身神农架山区的南漳、保康、房县,从十堰上高速返回。一路在平原绿野间奔走,当时尚未意识到自己穿行的汉江两岸这片大平原,在先秦时代还是湖沼弥补的泽国水乡。到了汉江北岸大洪山南麓的钟祥,面对与明显陵融为一体的莫愁湖浩森水波,我才猛然意识到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云梦大湖的最北界,一直延伸到了汉江北岸大洪山麓的钟祥、京山一带。

从第四季冰期结束鄂西山地从浩瀚湖水中的浮出水面,到郧县人、郧西人在汉江北岸隆起的高地开拓家园,再到长江、汉江相拥相抱,然后选择奔流到海,云梦大泽由一座巨大湖泊分解成成千上万座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湖泊群,云梦大泽沧海桑田的变迁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过程。然而,在江汉平原成为楚国疆域之后,云梦泽消亡进入锐变期,汉江中下游从水域泽国向平畴沃野变迁的脚步也进一步加快。

2014年8月6日,我们造访的楚国第一离宫章华台,在潜江市龙湾镇。顺势南下的汉江从潜江北境蜿蜒流过,那里曾经是云梦大泽的核心。不过到了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那里已经是楚人活动的中心了。

有人估算过,云梦泽最初总面积应该在四万平方公里左右。到了司马相如大肆渲染云梦之地神秘迷人的西汉,云梦大泽进入湖水锐退,三角洲迅速抬升的时期,众多湖泊开始消失,纵横交织的河流和涌水制造的三角洲、沼泽,渐次出现,曾经的水乡泽国即将华丽转身。从公元208年曹操赤壁之战战败退兵华容道,曹军被遍地泥泞折磨得狼狈不堪的故事可知,一座浩瀚大湖的消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到了唐宋时代,日渐延展的汉江三角洲让云梦泽核心区域变为陆地,曾经如翡翠碧玉般密布江汉大地的湖泊退化为星罗棋布的湖沼,一座为水波覆盖斯万年的大湖消失了;芦苇、水草和众多鸟类,成为这片新生内陆的主人。到了北宋初年,尽管朝廷曾在云梦泽消失后出现的三角洲开始屯田开垦,但这片湖水退出的土地,仍然人迹罕至,一片荒芜。

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乘船途径曾经是云梦泽核心区域的华容道时看到,湖水褪去后的湖区依然湖沼密布,虎狼出没:“自是无人居,两岸葭苇,谓之百里荒”。到了明代,伴随越来越多零星湖泊消失,最先从湖区裸露出的三角洲和丘陵地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拓荒者进入云梦之地,朝廷也开始着手云梦之地的开垦治理。伴随一条条淤塞河道被疏浚和汉江支流荆江大堤贯通,云梦泽彻底消失。

现在,我们在湖北境内汉江两岸看到的200多个大小不一的湖泊群,正是云梦大泽的最后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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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有诗气自华(图)

2019-12-16 05:13:22 人民日报

连续举办4年的诗歌节不仅是诗人的聚会,更是当地百姓的节日

天水有诗气自华

南郭寺内的杜甫雕塑。何永德摄

  核心阅读

  有充满诗意的城名,有李白、杜甫的故事,甘肃天水自古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这里的“李杜诗歌节”已连续办了4届,不是诗人关门开会,而是敞开大门办节。举办公益讲座、进校园等活动,邀请中外诗人谈创作、读诗,让当地人深度参与其中,普及了诗歌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滋养城市的品位。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冬日,来到坐落于甘肃省天水市的南郭寺,建于清代的诗圣堂,就隐在这林木间。

  “陇上江南,自然不似北方冬天。”天水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冰笑道。作为李杜诗歌节的全程参与者,最近只要一得空,他就来南郭寺,“忙着为‘天末忆李白’主题雕塑选址、定设计方案。雕塑将在第五届李杜诗歌奖颁奖典礼期间落成。”

  作为国内重要的诗歌交流平台,“中国天水·李杜诗歌节”自2016年创办至今,已连续举办4届。前不久落幕的第四届李杜诗歌节,吸引了100多位国内外诗人和近万名当地群众参与。“办好诗歌节,一定要让群众参与进来,不能仅仅办成诗人的聚会。”天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建杰说,每一届李杜诗歌节,天水都在努力深入普及诗歌文化,用诗歌提升城市品质,让诗歌滋养群众心灵,无论是城还是人,有诗气自华。

  有深厚的诗歌底蕴,该办自己的诗歌节

  “中国是诗的国度,过去是,现在也是。”王若冰说。天水和诗歌的渊源可追溯至《诗经·秦风》,天水之名也充满着诗意,“守着这么深厚的诗歌底蕴,我觉得天水应该有自己的诗歌节。”

  经过多方努力,2015年11月下旬,天水市开始起草策划方案、筹备首届李杜诗歌节。“起初很多人觉得叫李杜诗歌节,名字有点大。”王若冰说,实际上,直到今天,很多人见他依然会问:你们这个诗歌节,凭啥叫“李杜”?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 …… “多篇诗文里写到的陇西成纪,就是今天的天水市秦安县。”王若冰说。杜甫于公元759年到天水投奔侄子杜佐,客居在今天的天水市麦积区。“虽然杜甫在天水只寓居3个多月,但创作了117首‘秦州诗’。”其中,就有人们耳熟能详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千古名句,这些已经成了天水的历史记忆。“所以,举办诗歌节,命名为‘李杜’,我们是有底气的。”

  当然,办诗歌节的底气也离不开资金的支撑。“李杜诗歌节,主要靠政府投入,赞助比例不大。”王若冰认为,诗歌节发展至今已初具品牌价值,但不能简单地考虑盈利,这样很可能会削弱诗歌节的严肃性和品牌美誉度。“实际上,重要的诗歌节基本都由政府文化机构举办。”王若冰介绍道,比如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由哥伦比亚政府和议会支持,华沙之秋国际诗歌节由波兰政府出资筹办。

  开展互动交流活动,让诗歌走进市民的心里

  何冰终于见到了神交已久的王若冰。“以前听过,但真正见到,还是在今年诗歌节的分享会上。”何冰说。

  何冰家住天水市郊的城乡接合部,中考落榜后,他走南闯北,打工谋生。4年前,他回到老家天水,经销饮料,往来于饭馆茶楼。“干点小买卖,挣点零花钱。”何冰说,他喜欢读古诗词,微信头像也是古风。

  今年,何冰的生意做得不错。一天,他和朋友在南郭寺附近庆祝,酒过三巡,一抬头见明月若玉盘,想起过往打拼中的辛酸,在心底默念了句“月是故乡明”。“在为生活起早贪黑之时,我们其实很需要诗歌的温暖。”何冰说。

  但是,何冰坦言,像他这样的打工者,以前很难有机会拿到和诗歌有关的文化活动的入场券。“要不是听王若冰老师讲,我真不知道‘月是故乡明’写的是天水。”后来,他专门去南郭寺诗圣堂的二妙轩碑上找过,并用手机拍下了这首诗。

  “诗歌的力量直抵人心,关键是,当下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让诗歌真正走进人们的心里。”王若冰说,自2016年李杜诗歌节创办以来,每年都会举办“诗歌进校园”“经典诵读”“诗歌公益讲座”等活动,邀请中外诗人谈创作、读诗、和观众互动交流。“2017年,我们邀请著名诗人走进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天水市实验小学等学校,与师生们面对面分享。”王若冰说,今年的诗歌节期间,又举办了十多场面向市民的活动。

  “提升群众对诗歌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就要办开放式的诗歌节,我们一直在探索。”王若冰说,比如第三届李杜诗歌节的颁奖典礼,在麦积区翠湖公园举行,2000多名观众都是自发从网上免费抢票来的。“这就打破了诗人关门开会的做法。”王若冰说,只有打破诗人的小圈子,诗歌才能真正走向群众,“毕竟,诗歌属于诗人,更属于大众。”

  “这其实就是李杜诗歌节的成功之处,它将诗歌带到了人们的生活中,不仅是诗人的节日,更成了当地百姓的节日。”诗刊网总编霍俊明说。

  唤醒当地文化遗迹,诗意有了真实的载体

  从天水市区驱车40多分钟,过东柯大道,就到了修葺一新的东柯杜甫草堂。“在唐代这里叫东柯谷,现在隶属麦积区甘泉镇柳家河村,当年杜甫就住在这里。”王若冰说,早年间这里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第三届李杜诗歌节前重新修缮,现已成为诗歌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若冰认为,李杜诗歌节要继承传统,必须“唤醒”很多重要的文化遗迹,为远去的历史重塑精神的形体。而当诗意“活化”,诗歌节才真正有了载体,能更好地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水平。

  大众审美不能低,专业水平更要高。作为李杜诗歌节的“重头戏”——李杜诗歌奖的评选,“必须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这也是我们设立这个奖项的初心。”王若冰说,每一届李杜诗歌奖的评委会成员,阵容都称得上豪华,每一届评选出来的诗人,也都经得起考验。“比如说,胡弦的诗集《沙漏》在获得第二届李杜诗歌奖银奖的次年,又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李杜诗歌节,还在不断完善。从第三届开始,我们升级为‘国际诗歌节’,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优秀外国诗人授奖,将它办成中国联系世界的一个窗口。”张建杰说,接下来,要建立起长效机制,不断探索举办形式和参与模式等,通过诗歌节,让世界了解天水,让天水走向世界。

  “希望李杜诗歌节持续举办下去,为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和文化事业繁荣作出贡献。”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希望,将其打造成全国知名的地方文化名片和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中国诗歌品牌。“李杜诗歌节会一直办下去,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推陈出新、更加丰富多彩。”王若冰说。(本报记者  王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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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3 23:56)
分类: 它山之石
 流沙河《草木篇》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理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流沙河(1931~),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人,当代诗人。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写作愈勤。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副刊编辑、四川省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后在中国作协四川分会专门从事创作。著有诗集《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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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散文随笔

海河南岸

王若冰

现在回想起来,30多年前第一次到天津逗留时间不到一个整天,但留恋时间最长、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个地方,竟都在和平区的海河周边。


那是1984年腊月隆冬。半夜间从沈阳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下来,在黑咕隆咚的天津站附近吃了一笼热气腾腾的狗不理包子,转身搭乘去天津港的城际列车在海边徘徊一会儿返回城区,第一个急于要去的地方是海河铁桥。

34年前我大学刚毕业,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也刚刚打开,但对于天津、天津港和海河,我在中学地理、文革后期大行其道的京剧电影《海港》和后来蒋子龙、冯骥才的小说中早已熟知。我还知道,蜿蜒天津城区、与渤海相通的海河上有一座著名的铁桥——解放桥。那座始建于1902年的可开启式全钢架桥不仅沟通了以海河为界的天津市河北、和平两区和老龙头火车站,铁桥南岸的和平区还有一片铭记清末到民国时期天津和中国近百年历史风云的殖民时代建筑群。

三十多年前的海河两岸,还没有这么多拔地而起的高楼,海河上也没有游艇渡轮。被坚冰封冻的海河河面一片凄清,青光幽幽的解放桥和金汤桥横卧结满坚冰的海河之上,车水马龙。从金汤桥走过去,再从解放桥往过走时一老者告诉我,解放桥原名万国桥,是因为此桥过去沟连海河南岸和平区英、法、美、日等9国租界,故有此名。老人还指着铁桥钢梁上依稀可辨的几个打击痕说那是弹痕,是1949年解放军自河北攻占河南驻守当年天津市中心区——和平区国民党守军时交战留下的。建国后,此桥更名解放桥。


    那一日,天津上空雾霭蒙蒙,解放桥两岸弥漫着那个年代只有城市里才有,有些呛人,也有些诱人的的煤烟味道。

过了解放桥,解放北路鳞次栉比的西洋式小洋楼也有长长的烟筒伸出窗外,悠闲而自在地喷吐着白色的煤烟。那时候我尚不知道先是西方殖民者聚居之地,后有清朝皇亲国戚、遗老遗少、富贾巨商、各界名流和北洋政府要员麋集于此的地方叫“五大道”。在国门刚刚打开的那个冬天,五大道一带并不宽阔的马路上行人熙攘,街道上跑的最多的是自行车——这座刚刚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的中国北方最大港口城市,也没有多少豪车。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过,擦身而过的不是上班族的自行车,就是当时大城市为解决市民出行问题刚刚兴起的黄包车。马路两边那些风格各异的小洋楼,也尚未被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落光树叶后枝干屈曲、枝杈横斜的行道树后面,过去一百多年曾经权谋丛生、夜夜笙歌的小洋楼,有的是党政部门办公机构,有的改为旅馆饭店,有的成了邻里相拥而居的大杂院,进进出出的男男女女都捂着大口罩、穿着或绿或蓝的棉大衣,行色匆匆,对满怀好奇在门口徘徊的我视而不见。


                               2014年5月和著名作家王彬、诗人罗巴在天津和平区五大道。

那天,我冒着凌冽寒风到后来才知道有“万国建筑博览园”之称的和平区西式小洋楼丛林里穿行,只是为了朝拜位于赤峰路的《小说月报》和《散文》杂志社。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这样记述我在赤峰路一带徜徉的感觉:“我依稀记得,当时的赤峰路有不少十九世纪殖民时代租借地遗留的西式小洋楼。花木掩映,精美别致,非常漂亮。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在一起的《小说月报》和《散文》编辑部,也在一座精致的小洋楼里。完全一派欧式风格的小洋楼门口,乌黑铁艺栅栏上悬挂着和我经常在杂志封面看到的字体一模一样的‘小说月报’编辑部、‘散文’编辑部招牌。我去的时候,正是下午邮车到来的时候,一麻袋一麻袋的稿件被邮递员扛进楼里,又将一捆一捆的邮件扛出来。我知道,那送进去的是投稿,扛出来的,除很少的采用通知,更多的是退稿信。”

第一次作为游客游览五大道,是20145月参加“全国作家看和平”采风活动期间。


天津和平区五大道。

前一天到天津,我们居住在和平区。晚上听了地道津门相声,第二天启动仪式后坐上西式宫廷马车在五大道小洋楼之间穿行,我才发现作为曾经的天子码头——天津的包容与开放性格,不仅表现在因穿城而过的海河将华北平原和东太平洋联接在了一起,分别以成都、重庆、大理、睦南、马场命名的五大道及其坐拥其间的西式小洋楼、封建军阀时代的王府公馆,才是天津这座亲历了近代中国太多历史风云的北方第一大港口城市心脏所在。五大道被开辟为历史文化街区后,三十年前曾经弥漫着天津特有的津门市井生活气息的西式花园洋房、近现代名人故居,才真正回归于它本应拥有的那份优雅、浪漫与宁静。作为天津乃至近代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一段屈辱史见证者,马车铃声悠扬清脆、各种肤色游客络绎不绝的五大道两旁,每一座花木掩映的西式庭院和风格各异的阁楼厅舍,至今还铭记着京城对外第一港口和商阜——天津城在近现代所经历历史风云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当时光的翠英被从渤海湾、海河上潋滟而来的韶华再次照亮之际,行走在这片曾经商潮涌动、遍地财富的津门聚财敛宝福地,我总觉得有解放桥和金汤桥与老龙头火车站相连、地处海河南岸的和平区,不仅是天津近代商业文明曙光熹微升起之地、津门文化性格生发形成之地,30多年来五大道、解放路金融街、劝业场回归与巨变,则是和平区乃至整个天津改革开放四十年起步腾飞、发展锐变的另一个侧影。

从五大道出来,再从解放路金融街转道意大利风情街时天色向晚,流光溢彩的意大利风情小镇霓虹闪烁、游客熙攘、歌舞悠扬,又一个风情万种的浪漫之夜从海河南岸开始,朝着整个津门大地徐徐展开......

                               20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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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艺评论

写出自己品味到的滋味

——驰子诗集《高原小镇》序

          王若冰

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后期,陇南诗歌已经具备了被省内外诗歌界共同关注的实力。这实力的具体表现就是一批有个性、有才情、有追求的诗人纷叠涌现并以自己独具文本范式的作品引起诗坛瞩目,驰子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虽然注意到驰子的诗已经很久,但和近在咫尺的诗人驰子见面却是几年前的事。大约是2015年前后,我开车到兰州返回时张晨提出和我一块去礼县,看望已经在礼县主政多年的老同学方新生,于是驾车从刚刚通车的洛礼公路到了礼县。也就是那次在礼县,我才知道驰子原名马驰,刚从乡镇调回县城,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不仅长期在乡镇工作、当过乡长、镇党委书记,还是2016年去世的老同学廖五洲的学生。

在甘肃大地,礼县是一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地方。这不仅由于历史上和天水血脉相连的西汉水上游是秦人最初的家园,《诗经·秦风》里许多反映秦人早期征战创业、浴血奋战的作品就诞生于天水、礼县一带,还因为古老的礼县大地20世纪五十年代走出过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农民诗人刘志清、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民歌运动期间诞生于礼县的“甘山歌谣”一度影响波及全国。所以从刘志清时代开始到王五星、廖五洲、包苞、驰子,礼县诗人的创作与生俱来就有着对现实人生倾情关注、对芸芸众生充满悲悯情怀的中国诗歌传统天然认知和传承。品读驰子即将出版的诗集《高原小镇》,我不仅对驰子在诸如“三个人在低头絮语/四个人在相互敬烟/七个人在东张西望”(《接驾嘴》)“儿子和老汉,一个去山东凿隧洞/一个去天水建大楼/她和儿媳妇带着两个小孙子,看护/八十四岁的老太太/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上山的路修通”(《茨青村的下午》)一类表述中,所呈现的对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茅盾、周作人、叶圣陶所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的优秀诗歌传统品质的体认与实践感到欣喜,更为在当代中国诗坛愈来愈多的诗人越来越远离时代与现实的人间烟火、远离真实而真诚的生活体验与人生体悟,甚至远离诗人个体精神、情感与灵魂体验与认知的背景下,驰子依然能够对他天天经历的如只能长土豆的宋山村(《村长说,宋山村只能长土豆》)、只有十三个学生的川地小学(《十三个学生一堂课》)、一言不发的道长老何(《祁山堡速写》)一样荒芜琐碎、真实地近乎习以为常的现世生活保持敏锐的知觉和真诚的言说感到欣慰:“二狗娘去世了。小勇妈回来了/从北京/带了一张自动升降的床/翻身、喂饭、换尿不湿”(《这些年·雪》)“咯嘣、咯嘣……/虱子破裂的声音,回荡在/一九五八年空荡荡的晌午”(《饥饿喂养的虱子,想不起来长什么样》)尽管面对这样真切得令人滋味难辨的痛彻表述,再平静的心也会引发起情不自禁的震颤与阵痛,然而惟其如此,我才觉得驰子和他的诗歌恰到好处地行走在了一条“言为心声,行为表出”的诗歌创作正途:“山鸡野兔还有野猪,开始多起来/土豆包谷胡麻逐渐退出了马家崖/喊了几千年的崖娃娃/都以北漂。跑遍山前山后的媒婆/被日趋渐长的彩礼捆住了腿”(《马家崖》)

诗歌与时代、现实、生活,以及诗歌与诗人自身的灵魂、情感、精神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当代中国诗歌急需解决的问题。原因很明确,诗歌与诗人与当下生活及读者所渴望的精神情感背离,让当代中国诗歌在一条孤风自赏、无关痛痒、哗众取宠、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歧途上愈走愈远。不能真切表达人所共有的欢乐与忧伤,遮蔽甚至逃避对社会生活本相的体验与认知,已经成为当代诗歌越来越远离读者、远离生活现场的最大诟病。于是,我们所读到的不少诗歌只见异想天开的一己私情,不见与当下生活共鸣共振的悲悯情怀;更多的诗歌只描摹光怪陆离的生活表象,不见诗人本体对当下生活的真诚介入和深刻思考;隔岸观火般与诗人自身生活、精神、灵魂毫无关联的分行文字滥觞,越积越厚的淤泥般隔阻了当代诗歌与当下生活的气血滋养,也愈来愈严重地阻碍了当下诗人对当代生活本相和精神气象的抒写与表达。好在这些年来一直都处在当代乡村生活现场的驰子和他的诗歌,原本就是汲取礼县大地生活汁液、泥土芬芳、万物性灵,饱受尚处在传统农耕文化向现代农业文明行嬗变过程中的农村世相、社会风物和百般滋味滋润的产物,所以无可置疑地面对自己天天都要面临的乡村及乡镇生活本体抒写自己品味到的生活滋味与真相,于驰子来说便是一种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暗访组交办的问题/整改了/湾里村、崖上村的水龙头/一打开,水是那么有春意”(《雪融化的剩不多了》)“摩托车,一旦取名乡镇干部/再苦,也得加把油/再累,也得加把油”(《摩托车》)“腰椎间盘日渐突出/缠访闹访一路畅通。就像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在镇政府的保险柜里”(《吃空饷是多么美好的事儿》)未见驰子前读这样的诗,我就震惊于有一位叫驰子的诗人对当代乡村和乡镇生活的真切了解与切肤入骨的真实书写。见过驰子后我才知道真名马驰的驰子不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大学毕业后曾长期在乡镇工作,当过乡镇干部也当过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尽管驰子说他写诗受过他中学时期语文老师、以故诗人廖五洲影响,但从他诸如“枯黄的冬阳。一个吹胀的猪尿浮/挂在昨夜的树枝/土里土气的祁山小镇,怀揣寒意/擦拭,内心的尘”(《雪或者祁山堡》)“喝醉了好啊,醉了/我的土地,除了生长养活人的庄稼/还生长童年的小麻雀和少年的小指环”(《与一支狗尾草对饮》)表达可以看出,是对多少年来和他一刻都不曾远离的乡村生活百味杂陈的感知与感受,让驰子开始了情不自禁的言说与表达;是他所认知的当代中国西部乡村深处时代变革晨昏交替之际的眩晕、阵痛、迷惘、混沌,让驰子拥有了与众多当代中国乡村变革不知就里的遥望者迥然相异的抒写与表达:“顺着老李媳妇手指的方向/两头猪在细雨中啃食着草根/一头羊在草甸上望着远方/她说,女儿出嫁了儿子是大厨/但一分钱没有拿回家/家里就我们三个人,给不给都行/只要早点领回一个儿媳妇就行”(《老李》)对乡村生活的熟稔和深切理会,给予驰子的不仅仅是俯拾皆是、真实感人的诗歌本身,更有弥漫于《高原小镇》每首诗之间的那种诗人合一、真情淋漓,及关注现实生活真相又充满悲天悯人情感意识的诗歌文本。

人是生活的本体,也是艺术创造的主体。美国著名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谈论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时说:“每件优秀的艺术品,都具有可以说是源自世界的因素,以及透漏艺术家抱有何种情感的因素。”追根溯源,诗人、艺术家本身是获取苏珊·朗格所说的“世界的因素”和艺术家的情感因素最核心最关键,也是唯一可靠的因素。因此,作为诗人或者艺术家要获取可以帮助其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的诗歌作品或艺术品,诗人(艺术家)个体精神与情感和世界本体的相容相汇、相互映照是唯一可行之道。截至目前,我尚不能说驰子在诗歌艺术上已经抵达了多高的境地,但从《高原小镇》所呈现的诗歌文本可以看出,由于作者始终坚守在一条通过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映现他所体味到的生活真相的道路上,《高原小镇》所呈现的虽然琐碎庸常、苦涩艰辛,甚至慌乱混杂的乡镇和乡村生活,才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中国乡村与乡镇生活的现实情状和正在发生着的中国乡村巨变的真实历史:“易地搬迁项目实施,村庄的年轻人都搬走了/搬不动的是这些老房子/搬回来的是这几个老人/村长或帮扶队员,隔几天就上山来/带来镇政府的叮嘱,带走老房子的叹息……”(《村庄真的老了》)同样写变革中的传统中国乡村,驰子表达的则是新旧之变在不同人情感上的不同反应;“从龙林村南山出发,绕到十一盘/从春天就走到了冬天/山顶的上具村,雪安静地晒着暖阳/五村连片供水工程/显示器,只显示着四个村供水正常/拖欠水费的底沟村/村长低着头,一个劲儿地抽烟”(《阳光懒散地覆盖在春天的土地上》)由于遵守了客观映现诗人自己真实感受原则,驰子笔下变革中的乡村虽然依然弥漫着艰辛与微苦,却真实可信。更多的时候,驰子不仅是他所熟悉的变革中的乡村生活的亲历作者和参与者,也是他诗歌所呈现的生活故事与细节的在场者:“我要将每一棵行道树涂白/让它们粉嘟嘟地排列在那里/还有满天飞舞的废纸塑料袋/打着口哨的饮料瓶/刷子、生石灰、小水桶,还有我的队员/正在卖力地忙乎着”(《露出半张脸的行道树》)“疏花,还有最后的霜期/疏果,还有低低的风//这是西汉水两岸最难掌控的部分”(《地处的风》)由于在场,即便是在描写祁山堡周围涣散、闲适、慢节奏时光里乡里人了无意趣靠“吐烟圈”“数汽车”“迷着眼”瞅远方打发光阴的《有冬阳的午后》《别吱声》《祁山堡速写》里,我们还是能够从“道长老何”身后看到诗人摇曳不定的影子;至于面对 “她是温暖的。今冬,她的小孙子/到镇政府上班了,大孙子/准备结婚。她说/不吃政府的低保了,不吃了”(《这个幸福的人》)的描述,我们不仅可以确定无疑地感受到由于作者与“李那村”七十八岁的老太太的同时在场,才诞生并构成了这首诗,同时还可以从这首诗里确认作者的身份是一位乡镇干部;由于在场,在阅读类似“从王坝镇翻过这座山,就是三峪乡了/三峪乡不大,五千四百多人/对于乡政府的干部,对于2020年如期脱贫/就不敢说小了。贫困面全覆盖/贫困率发生高啊/我身后的弟兄,还没有翻过山呢/脸色和心情,比今天的天气还低沉”(《去三峪》)“尹坝,作为一个村庄/边缘、麻木、无可救药/一直疼在我的身体里”(《我应该喊他什么》)“整整一个下午,偌大的一个院子/村民们围着村长和几个城里人,反复讨论//宋山村的海拔宋山村的霜期/宋山村的降雨量宋山村土质的盐碱度/还有大黄、杜仲、黄芪的药性//等太阳下山之后,村长伸了伸酸痛的腰/挥了挥手说:还是把包谷土豆管好”(《村长说:宋山只长土豆》)作品时,我们面前不仅会浮现出作者作为一位诗人和一位奔走于脱贫攻坚一线的县乡领导干部的身影,从那种类似白描或写真的描述中,我们还可以明晰地感受到作者和这片土地血肉相容、与深处变革大潮中的村民心心相惜的朴素情愫。这就让我更加深信,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相互启发、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这种包容与启迪的关系尤为重要的一点,不仅需要作家、诗人、艺术家怀有一颗赤诚之心看待生活,更需要作者能够以一种自然、平行、平等的心态介入、参与、体认现实生活的本质与底蕴。

《高原小镇》和驰子的写作正是这样一种讲求真实、真诚、真性情写作态度的结果。尽管从诗歌本体意义上来说,驰子和他的《高原小镇》所试图实现的以自己真切体味映现生活、结构诗歌的探索,尚处在一种成长期,但作为读者,我坚信只要有足够的信念和勇气坚守并持续探索,驰子一定能够在他的“高原小镇”创造出一番别样的景致的。

                   2019.10.6天水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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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散文随笔

油灯下的阅读

王若冰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20世纪60年度过的。那个年代,无论大人小孩,想要随心所欲地读一本喜欢的中外名著,实在是一种超奢华的妄想。对于如我一样出生西北偏远乡村的农村孩子来说尤其如此。好在哥哥和堂叔酷爱读书,他们上学时千方百计搜罗来的书,不仅满足了一个乡村少年对世界的好奇,也培养了我最初的阅读兴趣。

我懵懂初醒的时候,哥哥和堂叔相继上了初中。我至今记得每天放学回家,哥哥一手吃饭,一手掌一本厚厚的书一页接一页地看;暮色降临,屋里光线幽暗,他就蹲到屋檐下,借着暗淡天光继续阅读;天黑了,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点起来,哥哥双手捧书,依然读得如痴如醉。一本书读完了,住在隔壁的堂叔就会拿着另一本书来和哥哥交换。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不知道他们读的是什么书,但从哥哥和堂兄谈话中我隐约知道,他俩交换阅读的那些纸张发黄、书页破损的书,是从他们同学之间偷偷借来的。有段时间,堂叔让我和另外两个堂侄给他做伴,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作为回报,我们要求堂叔每晚给讲一段“古今”(故事)。那些神仙降鬼怪、奸臣害忠良的故事,听得我们彻夜难眠。后来才知道,那些故事就是从他和哥哥交换的书里读到的。

受了哥哥和堂叔影响,上小学刚识几个字,放学回家,我便翻出哥哥借来的书偷偷读。识字不多,不认识的字就跳着读;遇上繁体字,就根据偏旁部首生吞活剥读。那个年代,哥哥和堂叔从同学手里能借到的文学作品,也只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和《烈火金刚》《林海雪原》几本。在土炕上听过堂叔讲的故事,虽然许多字不认识,但对照听来的故事,我一开始盲人摸象式的阅读,也能囫囵吞枣地读懂一些章节。久而久之,最初这种似懂非懂的阅读经历不仅让我喜欢上了读书,还让我在小学时候就爱上了语文和作文。

小学二三年级,老师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置作文。那时候农村学校条件差,往往一个学校几个年纪只有一两名老师,许多同学连组词造句都没有学就要写作文,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抄。但在当年农村许多地方,能接触到的印刷品就是生产队订阅《人民日报》《甘肃日报》或商店买东西包糖包茶叶时用的旧报纸。所以第一次写作文,有的同学抄《参考消息》报道时竟然连“路透社消息”的电头都原封不动抄上去了。我父亲不是生产队干部,家里没有报纸可抄,我只好硬着头皮、回忆着半生不熟读过的书和叔叔讲过的故事,再加上自己的感受硬写。没有想到,就凭早年那点少的可伶的阅读“功底”,我写的第一篇作文竟受到了老师表扬。从此以后,我读书的兴致愈来愈浓:只要哥哥把手里的书放下,我就抓过来,能读几页就读几页;逢年过节走亲戚,发现一本残缺不全的小说或连环画便如获至宝,想方设法都要弄到手;实在找不到可读的东西时就挨家挨户满村子跑,爬到自家或邻居墙上读糊到墙上的报纸。

这样充满好奇的阅读,在我上小学和初中期间一直没有间断。

我学生时代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开始于小学四五年级和中学时代。母亲去世后哥哥被迫辍学,当了村上的赤脚医生,但爱看小说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那时,不仅书店里的书和哥哥带回家的书慢慢多了起来,我也能够从同学那里借到更多的文学作品。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不仅重新读了早年叶公好龙般看过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镜花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读了当时出版和多年来一直在地下流传的《西沙儿女》《铜墙铁壁》《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金光大道》《艳阳天》等长篇小说。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农村还很贫穷落后。上中学后,我白天奔跑十华里山路上学,晚上回家写完作业便和早年的哥哥一样,凑到用墨水瓶或西药瓶做的煤油灯下读书。坐在凳子上读累了,钻进被窝继续读;煤油灯熬干了,躺在炕上脑袋里翻江倒海还是书里的故事。有时候读着读着睡着了,灯焰把眉毛点燃了却浑然不知。随着阅读速度加快,哥哥带来的小说、跟同学借来的书不能满足阅读需要,我就翻出哥哥的医书读、跑到生产队队部或街上的邮电所找报纸读。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二爷箱柜里珍藏的阴阳风水书、公社下发给生产队的兽医书,以及当年地下流传的古典秦腔戏《辕门斩子》《三滴血》剧本手抄本,都是解决我读书饥渴的对象。也是在这个时期,我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和五卷本,以及鲁迅的《野草》《且介亭杂文》《集外集拾遗》等。

如此饥不择食的阅读,不仅在少年时代点燃了我的文学梦想、开阔了我的知识视野,也让我的语文和作文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遥遥领先。大约是在初中二年级时候,校长从我的语文老师王俊仁那里得知我喜欢读书、作文也写得好,就把他珍藏多年的《唐诗一百首》借给我阅读。那个时期,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的古典诗文很少,一遍又一遍读完那些流传千古的古诗后觉得还不过瘾,我用白纸订了一个小本子,把那本封皮和内芯发黄的《唐诗一百首》又抄了一遍,随时装在衣服口袋里,上学路上边走边读、边读边背。也是这本《唐诗一百首》,为我在初中阶段打下了比别的同学更扎实的古文功底。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童年和少年时代如饥似渴的阅读,我后来大抵是不可能走上文学之路的;同样,如果没有早年养成的见书就读、读杂书的习惯,写作《走进大秦岭》《渭河传》《走读汉江》等人文地理作品时,我也一定不会如此恣肆纵横、左右逢源的。(此文系为首都师大《语文导报》写的约稿)

【作者简介】王若冰,甘肃天水人。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大秦岭”系列长篇散文《走进大秦岭》《渭河传》《走读汉江》,诗集《巨大的冬天》《我的隔壁是灵魂》,散文随笔集《走笔山河》《山河回望》,纪录片《大秦岭》《李子洲》(均为撰稿)。曾获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七届甘肃省政府敦煌文艺奖一等奖、第八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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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真相之后

——栲栳书斋

方印华

近日在 《散文》杂志上读到王若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 “道士塔前” (载散文杂志200912期)后,不禁怦然心动。这是一篇描述敦煌藏经洞与守洞者王道士的记叙性散文。这篇散文最吸引我的是还原了一个历史的真相。而这正是让我感到震撼的真相。
   
   早在
20年前,我与余麟年合作,曾在 《宁波日报》上发表过一个小中篇,题目是 “藏经洞劫案” (见 《宁波日报》 19891216日至1990113日,共连载26期)。此文虽属小说性质,但文中的历史事件和几个主要人物却全是真实的。应是历史小说的一类。自此以后,有关敦煌藏经洞的文章,屡屡见诸报刊杂志,且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把王道士这个默默守洞三十余年的人物当作历史罪人加以批判。几年之前,我曾去过一次敦煌,有幸目睹了藏经洞的真实面目,也曾向管理人员和导游了解藏经洞劫案之谜。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千篇一律,那就是罪魁祸首虽然是斯坦因和伯希和,但引狼入室的始作俑者,则非王道士莫属。由于没有时间去详细地考证和了解,再加上这一说法与我的小说大致相符,心中也就释然了。再想想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原本就扑朔迷离,难辨真相,更何况两个洋人,形同虎狼,要一个小小的道士去担当守护国宝的重任,本来就有点儿滑稽可笑。再加上当时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有些结局本来也在所难免,这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何况既成的历史事实难以挽回,我辈只能望其遗迹而兴叹的份了。
   
   王若冰的这篇文章,彻底打破了我原本安静的心态,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
20年前的那个中篇小说。与所有指责王道士的人一样,在我的心目中,这位掌管藏经洞的道士是个贪图小利,卑鄙可恶之徒,他的无知和愚蠢是让这么多国宝流失的根本原因。但王道士的一方碑文,似乎可以揭开王道士守洞的秘密和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在王若冰的文章中 (以下简称王文),将碑文全部录下,从中可以看出王道士在敦煌苦心殚力保护遗迹的种种举动,他修补洞窟,清理淤沙,维修佛龛,建造道观,以其微薄之力践行着一个职业宗教者的誓言。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和摇摇欲坠的朝廷,这个守洞者可以说是尽心尽责,用四处化缘所得的微薄之数,苦苦地守护着这一文化的瑰宝。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王道士的一切努力本来是可以得到舆论的夸耀和政府的褒奖。只是后来他因贪图了几百两银子,才将藏经洞内的国宝一批又一批地被人运走,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这是遭到后人唾骂的直接原因。虽然这几百两银子他也并非居为己有,而是用在了敦煌佛龛的维修和保护上,但毕竟功不抵过,被现代人斥之为历史罪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王道士而言,如果他在天有灵,听到了如此多的骂声恐怕也是很不服气的。因为藏经洞内的手抄佛经及众多文物,被一车一车运走后,并不是偷偷摸摸运出国境的,而是在北京城内办了个展览,参观这一展览的,不但有各国驻华使节,而且还有清朝的重臣大员。面对国宝即将流失海外,那些每年拿着朝廷俸禄的大臣们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是畏惧洋人的权势还是泯灭了良知,我们无法揣摩出这些大臣们当时的心态,但是无一人出面说话却是铁的事实。据说当年在北京六国饭店内举行的展览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国报纸争相报道,却没有一家报纸对伯希和的强盗行径予以谴责,这大概可以算是弱国无地位的最真实的写照之一吧。其次,当时的中国已经正式设立海关,而对这些国宝从海关出口,也没有一个人加以阻拦,仿佛这些文物本来就是应该归属于这些强盗们的。试问,当时的朝廷、官员、社会贤达、文化名流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够去过多地责怪一个弱不禁风,佝偻着身躯为保护敦煌石窟而踽踽独行的王道士呢?再则,当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火烧圆明园后又掠走了多少文物国宝,这一责任又当谁来承担呢?

   
 
 中国的历史渊源深厚,中国的文明灿烂辉煌。这些令多少外国人高山仰止,流连忘返。据史籍记载,自周朝开始,就已经有海外小国前来朝贺进贡,到了汉代更是频繁。唐代以降,随着造船工业的发达,来中国学习访问的各国使者已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在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崇拜效仿者,有虔诚学习者,有取长补短者,也有诚心交流者,当然其中也难免有心怀鬼胎者。只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强大,防务措施严密,使那些居心不良者无机可乘而已。到了清代晚期,整个中国犹如奄奄一息的病人,任人宰割而几无还手之力,在这种局面下我们把责任一味地往王道士身上推,是有失公允的。
     
 
今天还原这段历史并非是为了给王道士洗刷罪责,也无心去鞭挞一百年前的朝廷。澄清历史的真相为的是让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能够记取历史的教训,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历史的悲剧决不能重演。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让我们每个人都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而神圣的职责。常言道,温故而知新。不了解历史,谈什么创新?空中建不成楼阁,空中长不出大树,文化之根在何方?精神之源在何处?只有真正了解国家史、地方史、文化史,才能做到“胸有诗书气自华”,才能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与商业语境,保持心清身正的姿态。

                          ——转自慈溪新闻网 2010121

晚间,循着电梯自由落体到了楼下,打开信箱拿出《骏逸生活》,哥们我最想看“行走的风景”那个版块。翻看那篇《洁净的旅行》——石柱西沱古镇三日游,居然从中找到了点文字的感觉,索性就站在楼道门口把它一口气看完。

缓步走出冰冷森严的大楼,沿小区曲曲弯弯的小道溜达,一边在景观中把心情放得很松,一边在脑子里回放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

周末,下班回家进超市购物,在等待付钱的当儿,哥们我一眼瞥见排在前面的一位女子,她身穿一件红白相间,略带一点毛绒的衣服,女子的脸儿莹白,隐隐有一丝儿红晕,肌肤水灵儿饱满,似能吹弹得破。思想意识里竟然动了用手去摸的念头,嗨,却生生被道德与法律无情地吓阻了回来。其实,哥们我本想赞美她一番说:“妹儿也,你的肤色好惨了!”又特怕被斥之为流氓,想我内心本无流氓之意,叫人如何担当得起?罢了,遇上不符合国情之事,还是切莫冲动为妙!

晚间出来散散步,溜溜脚丫子,活络活络筋骨,给紧绷的神经松绑,也算得是有益身心事一桩。这人啦,一旦闲了下来,又开始胡思乱想:那天在公交车上,还没等汽车到站,哥们我便站了起来,提早给让出了座位,一位娇俏玲珑的女子便悄然落座,也甭管人家姑娘会不会道谢,心里面依然觉着很甜润。

到区府行政大厅办事,看人家姑娘办事态度又好,在细微处又能替人想得周到。当她把票据递到我手上时,哥们我有感而发:“姑娘哟,你人长得嘿么漂亮,办起事来依然这么漂亮。”她听了笑眯眯地对我说: “先生,你也真会说话。”姑娘礼节性的答话,让哥们我心里面很是受用。

今儿不知为何邪门了,脑门子里尽想着些女子的事儿,幸好脑袋瓜子蓦然间开了窍,不觉记起了一位远方的朋友,遂掏出手机照着熟悉的名儿摁了下去,心里面期待着有所回音。哪知手机“嘟嘟”地连响了五声,却还是无人接听,慌乱中赶紧摁键挂机了事。

信步来到凉亭木凳上坐下,翻开新买的一期《散文》读了起来。首篇《道士塔前》,初看并不觉得有什么感觉,原本心里就没抱什么希望,也不存着特别的期待。哪晓得仔细看将下去,还真的说不出的喜欢,赶紧瞧那作者名儿,嗯,是那叫王若冰的,人家的文字好,便让哥们我记住了。

诗人张廷珍曾经告诫哥们我说:“好文章不怕长。”读罢这篇《道士塔前》,哥们我便有了同样的感觉。在氤氲灯光驱散的清冷暗夜里,透过《散文》的字里行间,哥们我嗅到了一股严肃为文的气息,品到了什么叫大家风范的味儿。

不可否认网络上好的文字也多,但真正谈得上精致,严谨的文字却是少之又少,网络文字仗着交流的互动优势,往往看的人也不少,一般人不作特别的追求,有此就仅够了。哥们我在浮躁的虚拟空间呆久了,写作粗鄙的文字多了,想不到在传统的文学刊物上,依然有人在默默地耕耘着,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悄然之间,残留心中的那点浮躁被滤去了一大半,不知不觉就得到一份久违了的安宁。    

——杨迷张痴龙的博客

卧榻之后,随手翻阅床头的《散文》,第一篇便是《道士塔前》。觉得似曾相识,仔细读下来,果然是关于曾经与莫高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个王道士的。这一下子,觉得十分有意思了。曾几何时,余秋雨教授也写过一篇《道士塔》。出于景仰,读了不下于数遍,且一边读,一边对那个道士心生厌恶。再读王若冰先生的文章,始觉得由王道士来独自承担葬送那些墩煌瑰宝的责任是不客观也不应该的。正如王若冰先生所问的那样:“……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临劫难的关头,我们的政府哪里去了?我们的文化精英和国家栋梁哪里去了?”

在余秋雨教授的眼里,王道士是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窃以为,这实在是有先入为主之偏颇。而在王若冰的笔下,王道士的性格倒是相对丰富:既有着愚昧无知的一面,也有着善良的一面;既有着令人发指的罪行,也有着风烛残年后孤独无助的时悲凉……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与莫高窟荣辱相共的中国农民,的确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走向了一个不应该去的地方。正如王若冰先生所说的那样:“王道士用他一生大概没有沾过一滴墨迹的双手将莫高窟几近熄灭的文明灯火点燃,又由他亲手熄灭。这到底是王道士个人的悲剧,还是一个民族,或者那个特定世道的悲剧呢?”

其实,若仔细想一想,就连有着几十万清兵把守的京城都不能让圆明园幸免于难,更何况是一个由势单力薄,且几乎没有后盾的普通道士把守的偏远石窟呢?

答案不言而喻。

——转自刘振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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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散文随笔

王若冰

与敦煌莫高窟默默对视四十多年后,我才迈着孤寂、怯生的脚步,踏上了朝拜这座肃立在中国西部大漠中央的佛教艺术圣殿的西行之路。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几十年来,从画册上、影视里、文字中一遍遍凝视飞天环舞,佛光盛大的莫高窟庞然出世的身影,我脆弱的内心实在太惧怕自己成天奔跑于滚滚红尘的步履,会打扰莫高窟独守千年的那份宁静与圣洁,更怕与道士塔下埋葬的那段让国人至今无奈叹息的伤心史相遇了。

最早让我记住敦煌的,不是莫高窟藏经洞的神秘灯火,也不是历朝历代不留姓名的供养人甘守寂寞,在大漠深处开凿洞窟,礼拜佛事的朦胧背影。而是那些身姿婀娜,自古以来就高高飘飞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上空的飞天,和那位背负了太多骂名,与莫高窟的辉煌与屈辱息息相关的没落道士王圆箓。一个是莫高窟为人类创造的极尽美丽、善良与自由的精神意象;一个是让莫高窟频遭劫难的千古罪人!创造与毁灭,高尚和卑微,这两种水火不能相容的精神情感,怎么就这么天衣无缝地同时出现在了煌煌盛大的莫高窟了呢?

梦在心里存放久了,脚步就会不由自主加快。

武威过去了,酒泉过去了,包围在浩荡荒漠之间的嘉峪关也过去了。巨大的沙海出现在戈壁尽头。承天接地的沙粒静静潜伏在苍茫大地,仿佛成千上万默默行走在朝圣路上的圣徒:沉默、虔诚,无悲无喜,坚持不懈地匍匐在西行路上。我知道,进入中国西部这片神秘浩大的沙海深处,就是我谦卑的灵魂多少年来久久遥望,却不敢冒然接近的精神圣地敦煌莫高窟。

到了敦煌,游完鸣沙山和月牙泉,就匆匆忙忙赶往莫高窟。

通往莫高窟的路上,虽然有一片片的绿洲和村庄,但绿洲过了,村庄过了,还是大片大片沙漠。白晃晃的沙漠围拢在敦煌四周,盛夏灼热明亮的太阳照下来,敦煌一带辽阔无际的沙海彷佛一面横陈在茫茫西部的明镜,映照得敦煌的天空和大地纯洁纯粹,一尘不染。行走在通往莫高窟的沙漠,我能听见匍匐在大地上的沙粒宁静而铮铮有声的呼吸,我甚至还能感觉到满世界的沙粒都迈着和我一样急匆而虔诚的脚步,向莫高窟靠拢。

大地极尽之处,就有大地深沉的呼吸。穿过一片高挺笔直的白杨林,莫高窟出现在了视野里。

如果站在远处凝视,白沙覆盖下的莫高窟不仅没有半点神秘与庄严,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苍凉与伤感:从鸣沙山延伸过来的沙漠,一直覆盖到莫高窟顶上。一座苍老的烽火台伫立在空旷蔚蓝的天空下面。三危山对面,莫高窟洞开的一排排洞窟,彷佛一只只可以透穿我们这些沉迷俗世的造访者五脏六腑的眼睛,黝黑深邃,触目心惊。

进入莫高窟,第一个与我相遇的,竟然是那位死后满身骂名的敦煌道士王圆箓。这位被余秋雨描写的目光呆滞,畏畏缩缩的王道士,七十多年前就带着他苦心经营莫高窟三十多年间纠缠不清的功过是非,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埋葬一个死后备受争议灵魂的道士塔还在。

那是一座与四周其他僧人圆寂塔没有多大区别的土塔,状似一只倒立葫芦,兀立在莫高窟山门入口处最显眼的地方。多年前读余秋雨的《道士塔》,我印象中的王圆箓,应该属于那种不齿于人类的奸佞小人。不曾想到,浑身涂满泥巴的塔身深陷处,镌刻在那方虽然有两道细细裂纹,却文字清晰的墓碑上的《太清宮大方丈道司王法真墓志》,竟将王圆箓描写成一位不仅修行上功德圆满,而且对敦煌莫高窟立下不朽功劳的功勋!

历史的烟云,有时弥漫在灯光昏暗的黄昏,有时漂浮在阳光灿烂的黎明。要看清真相,只有拭去尘封在时光上面的尘埃和污垢,才能分辨真伪。夫人和女儿争相以莫高窟为背景拍照。我正好俯下身来,细细品读王道士弟子1931年为这位备受争议的敦煌道士撰写的碑文:

国廿年古七月王法真仙之百日,門弟子咸行略,耆,皆曰,何幸如之。夫吾姓王氏,名,湖北麻城人也,然,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太清,以为栖鹤之所;又苦口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有小洞,豁然朗,內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惊为奇观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千百年而出,宜乎价值连城,名中外也。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葺大小佛洞,年之功果,廿多募资,佛像庄严,洞宇灿烂,神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楼规模粗具,尚未厥成功。县长嘉其功德,委司以褒之。今者羽轮虽渺,道常存,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徒之持有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形而后谓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徒子明玉、方至福稽首谨志

有感,人民受福”——是王道士弟子心怀私情,省略了这位被余秋雨斥为罪不可恕的历史罪人的种种劣迹,还是后人在藏经洞文物散佚这件事上过于责备王道士了?面对整修后墓碑上镀过金粉的黄金文字,我陷入了沉思。

王道士到来的时候,莫高窟这座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窟已经香火稀渺,惨败不堪。在上世纪初那个烽火连天,战乱绵延的年代,中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苦难抉择。一座被人遗忘在大漠深处的石窟寺的荒芜衰败,本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人礼佛,清政府照样四处征讨逆贼;没有人诵经,卖国贼照样向洋人割地求和。在一个民族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还有谁在乎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

如果王道士不来也就罢了。就是便来了,这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道士不急于在他梦想中的宗教世界成功成名,“急力经营”,大兴土木;藏经洞秘密如果不暴露在这位心怀不合时宜梦想的道士面前,那么斯坦因、伯希、吉川小一郎、华尔纳这些文化暴徒和骗子,也就不至于如一群疯狂的苍蝇闻风而至,对这座东西方智者以一千多年心血与智慧共同构筑的文化瑰宝,进行肆意掠夺和践踏!偏偏是在中国历史上只需要战乱和杀戮,不需要良知和思考的年代,莫高窟迎来了这位没有多少文化,却“孳孳修炼”,有出世之想”野心的王道士。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的机遇,让一个孤陋寡闻的道教修炼者,成了一座举世罕有的人类艺术宝库的主宰和掌门人,莫高窟的劫难在所难免。

没有发现藏经洞之前的王道士,仅仅是一位忠实的道教信奉者。他省吃俭用,四处化缘,“苦口”,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微薄收入,修补洞窟,清理淤沙,并用仅有的一点宗教知识教化百姓,发展信徒,使不知从何时起就香火断绝,人迹罕至的莫高窟重新响起了悠扬的诵经声,使曾经死寂阴森的莫高窟上空再度升起袅袅香烟。王道士在试图将莫高窟改造成道教圣地的同时,甚至还用积攒起来的香火钱为佛祖重塑金身,并建起一座供和他一样的道家弟子修行的三清殿,表现的像一位尽职尽责,恪尽职守的出家人。在1897年来到莫高窟的最初一段时间,王道士将全部精力和积蓄,几乎都用在了清理荒芜废弃的洞窟,维修坍塌佛龛上。仅清理藏经洞所在的十六号洞窟淤沙,王道士和雇佣的民工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如世人都知道的事实和道士塔墓志铭所描述的那样,藏经洞发现后,如果不是出于经济上的窘迫和保护上的无能为力,致使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散佚,王圆箓应该不失为一名虔诚而且有功德的修行者。至于发现藏经洞后,英国人斯坦因用二百两碎银换走了二十四箱敦煌写本和五箱其他艺术品;法国人伯希以六百两银子的代价得到一万多件敦煌文书;以及作为莫高窟管理者,王道士眼睁睁看着俄罗斯人奥尔登堡掘地三尺,盗走本来已经惨败不堪的藏经洞内残留的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等等,我们尽可以像余秋雨那样,将“畏畏缩缩”“卑微”“渺小”“愚昧”,甚至更恶毒、更脏更臭的祸水都泼到这位愚蠢的近乎可恨,愚昧的实在可怜的王道士身上。然而,指责王道士了的罪孽,就能减轻一个时代,甚至一个民族的罪责和责任吗?

在幽暗如沉沉黑夜的藏经洞前,当讲解员用极其轻蔑的语言描述这位湖北麻城人如何目光呆滞,如何愚昧无知地和来自东西方的盗贼讨价还价,像处理废品一样出售藏经洞文物情景时,不知怎么回事,我竟对那位曾经死心塌地独守空寂,渴望功德圆满的王道士产生了深深的怜悯和同情。

我在照片看到的王道士骨瘦如柴,形如枯槁,的确就是那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中国农民的形象。尽管弟子在太清宮大方丈道司王法真墓志》里将他描写成一位几乎已经抵达彼岸,飞升成仙的圣人,但王道士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以及目不识丁的学养,注定他最多不过是一位对道家道义心怀梦想的道士,或者一位一开始还能恪尽职守的莫高窟守门人。

王道士也是生不逢时。他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大帝国已经形同走尸。北京城里明火执仗,强词夺理要求割地赔款的各国列强,大摇大摆出入紫禁城。在遥远的西北大漠深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清贫道士,又有什么能力承担起保护一座人类艺术圣殿的责任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保护全人类精神遗产的重任推脱到一个大字不识,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农民身上,这对自古就以泱泱大国,文明古国自居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

我手头还有一份资料说,华尔纳第二次来敦煌用洋布和树胶沾盗莫高窟二十余幅壁画时,当年在北京大学工作,后来成为著名陶瓷专家的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研究员陈万里随行。面对强盗明目张胆的抢掠,这位曾和钱玄同、胡适一起供过事的大文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华尔纳明火执仗,并在1925510日的日记中写下“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经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一类轻描淡写的文字了事。就是那位受朝廷委任,主持甘肃院试的提督学政、金石学家叶昌炽,也因为运费昂贵,在颁布一道让当地官员将藏经洞经卷文物运送省城兰州保管的诏令后,就再也没有过问藏经洞文物的生死去向。

清王朝岌岌可危,朝廷要清剿叛逆,各级官员要贪污腐化,还要支付外国列强巨额赔款,当时国库的银两大概也确实够吃紧的吧?但一个国家再穷,也能养活几个清贫乐道的出家人吧?国库再空,总不至于连从酒泉到兰州的几辆马车雇都不起吧?还有更让人想不通的:1908年,法国人希伯从王道士手里骗到大量文物经卷,不是直接运回家,而是招摇过市,一路大摇大摆运到北京,在大清帝国京城的六国饭店举办一次盛况空前的展览后,才如入无人之境地浩浩荡荡运出境外。我不知道在京城被邀请参加展览的达官贵人,当代文宗,还有没有人发出过一两声呜呼哀哉的喟叹呢?将近三十箱国宝级文物毫无遮拦地从大清帝国口岸出国,当时的海关哪里去了?保卫大清帝国安危和尊严的军队哪里去了?

面对大量国宝一次又一次被劫持、偷盗,当朝名流视而不见,政府官员助纣为虐,甚至参与私分抢劫,我们还能苛求一位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权势,不仅身无分文,而且目不识丁的道士用孱弱的躯体保护一座人类艺术圣殿和一个民族的尊严吗?更何况,为了争取政府伸手保护藏经洞文物,从1900年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攫走第一批经卷文物的七年间,王道士从来没有放弃过保护藏经洞文物的努力。他形单影只,奔走呼吁,苦苦求助,换来的却是养尊处优的官吏的冷眼,以及官府遥遥无期的空头许诺。我猜想,当王道士骑头干瘦毛驴,顶着凌厉的大漠风沙来往于酒泉、敦煌之间,请求当权者保护藏经洞的乞求一次次落空后,内心一定充满了越来越巨大的悲哀、失望和绝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官员的冷漠,朝廷的熟视无睹,修缮莫高窟经费的捉襟见肘,最终使王道士内心燃烧的宗教情绪一天天幻灭,也迫使他保护藏经洞经卷的热情一点一点地消减、退潮,甚至走向毁灭。当王道士所有努力付诸东流的时候,历史终于将一位原本还有自己宗教理想和追求的普通道士,逼到了风口浪尖上。于是,卖国者、千古罪人、奸佞小人这些与人格和人品相关的诟骂,伴随着与斯坦因肮脏交易开始,成了王道士后半生无法洗刷的孽债。

王道士毕竟仅仅是那个特定时代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一位只有想法,没有学识和见识的出家人。他本来就不是圣贤,让他成为同时代铁肩担道义的谭嗣同、康有为那样的烈士和哲人,太有些强人所难了。他一生在敦煌的所作所为,大部分时候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和普通道教徒的心理来决断是非,采取力行动。如果不曾发现藏经洞,王道士可能仅仅是莫高窟成百上千修行者中没有人知道姓名法号的其中一位;发现了藏经洞,如果王道士不是遇上那个气息奄奄的没落时代,没有斯坦因之流的到来,而是完完整整地将敦煌经卷保留给后世,人们又将如何评价这位形象猥琐的敦煌道士呢?

偏偏就是这位无知也无能的王道士,生在了朝不保夕的清代末年,这既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敦煌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所以伫立在道士塔前的那一刻我就想,将一个时代的悲剧强加给一个有时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的普通人身上,不仅有失公道,而且不近人性!

我既不为王道士辩护,也不否认历史真相,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质问,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临劫难的关头,我们的政府哪里去了?我们的文化精英和国家栋梁到哪里去了?

如果不怀有偏见,我们可以发现藏经洞打开的一瞬间,王道士并非如余秋雨所描写的那样,表现的如见利忘义的小人,两眼泛着绿光,为突然降临他面前的数以万计的文物有了斯坦因之流的买主而欣喜若狂。真实的历史是,王道士最初向洋人廉价出卖经卷文物,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放弃对自己民族的精神家产的保护权之后。即便是已经将一部分文物出手后,王道士还是没有放弃向政府求助的努力。1909年,也就是在他亲手向斯坦因和希伯倒卖大量经卷的第二年,在罗振玉等人跟朝廷催要的购买藏经洞经卷资金被敦煌县政府截留后,王道士甚至以一介贫道之身,直接向朝廷递呈了《催募经款草丹》的请款文书。1910年,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将藏经洞残余文物运往北京。然而在去京城路上,大量经卷丢失损坏,王道士心如刀绞。他在向1914年第二次来敦煌的斯坦因诉说当时的愤怒心情时说,早知道那些珍贵经卷落入官府之手遭遇如此悲惨命运,还不如当年将它全部送给斯坦因。

这句王道士对政府官员极度绝望和愤怒的表白,被斯坦因记录在他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里,成了掩盖他强盗和骗子行径的证据。

挖盗楼兰古国后闻风而至的斯坦因刚到敦煌的一段时间,王道士避而不见,试图搪塞过关。可他那里知道,斯坦因是一只狡猾而贪婪的狼,有的是时间和耐心。在苦苦等待两个月后,斯坦因终于从当地官吏那里知道,王圆箓虽然是道教徒,心中的宗教偶像却是玄奘,于是就编造出自己也是玄奘的崇拜者,此次来敦煌,就是沿着玄奘取经的路线进行考察活动的谎言,并在当地官员帮助下,以“布施功德”为名骗取了王道士信任。

我猜想,王道士打开藏经洞,第一次向斯坦因出售自己苦心守护七年时间的经卷文物的时候,手一定在颤抖,心也在狂跳,干瘦的额头还渗出了粒粒冰冷的汗珠,而绝对不会如余秋雨臆想的那样,在得到斯坦因二百两白银之后,王道士像小丑一样向斯坦因鞠躬点头,感恩戴德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也许,和斯坦因最初的交易,是王道士出卖经卷时唯一惶恐不安的一次。交易是在青天白日下进行的,斯坦因手中不仅持有清政府颁发的护照,而且有当地高官陪同,身后还有沙洲营参将派的士兵壮声势。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之间的交易,更像大清帝国支持保护下进行的光明正大的外贸生意。王道士内心的恐惧和惊恐,来自他的内心和良知。接过斯坦因递来的二百两银子的那一刻,王道士应该是感到一股冰凉的冷气突地一下,从脊梁窜到了头顶。昏暗中,他感到满洞窟佛祖的目光正紧紧盯视着自己卑微肮脏的内心。然而,官府已经让他绝望,他是唯一守护这座石窟寺院的孤家寡人。没有这些碎银,哪里有钱修建三层楼?哪里有资金看护寺庙,为那么多还在坍塌毁坏的佛像塑造金身?

硬着头皮,强压着内心的恐惧和负罪感完成与斯坦因第一次交易后,王道士混混沌沌,从莫高窟的保护者向人类精神圣殿的戗残者走去,朝着历史罪人和敦煌宝藏的葬送者迅速滑落下去。接下来,法国人伯希来了,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和美国人华尔纳也来了,偏偏官府收购经卷的资金和官员没有来!王道士的精神和情感的堤坝彻底崩溃了。这时的王道士,已经跟那位兢兢业业,守护石窟的出家人判若两人,完全变成一个失去理智的狂人或者自暴自弃的疯子。他不仅习惯了心安理得地跟掠夺者讨价还价,甚至在面对希伯毁坏壁画的时候,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没有任何反应了。

一车又一车的经卷、文物和壁画切片,经过他手,穿过戈壁荒漠,被运往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喧哗的车队走了,藏经变洞空,莫高窟又恢复了往日的岑静,王道士内心却一片空白......

从佛光庄严,飞天曼舞的洞窟出来。七月的敦煌依然阳光灿烂。那座经过多次维修的道士塔,沐浴在明亮的阳光之下,像一个倒立的惊叹号,木然地伫立在游人如织的莫高窟入口处,默默诉说着一个既高尚,又卑微,既伟大,又猥琐的灵魂的命运,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悲哀与伤痛。

离开莫高窟的路上,我碰见一位身穿猩红僧服的老僧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身子,背着沉重的行囊趔趔趄趄望莫高窟而去。老僧人虽然艰难却执着坚定的步履,又让我想起满身骂名,充满争议的王道士——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错误的机缘,让王圆箓与一座人类文化宝库相遇。王道士用他一生大概没有沾过一滴墨迹的双手将莫高窟几近熄灭的文明灯火点燃,又由他迅速亲手熄灭。这到底是王道士个人的悲剧,还是一个民族,或者那个特定时代的悲剧呢?

离开莫高窟的路上,我陷入了久久的深思。

翻阅手头资料,我才知道王道士晚景很凄惨。

为了躲避1923年华尔纳再次盗取莫高窟壁画引起的公愤,风烛残年的王圆箓不得不装疯卖傻,东躲西藏度过余生。王道士死后,他的几位忠实信徒在现在道士塔的位置,为这位个人命运和莫高窟荣辱悲欢紧紧连在一起的师傅建造了一座木塔,并撰写了《太清宮大方丈道司王法真墓志》的墓志铭。奇怪的是,王道士的墓碑只有立碑者姓名和碑文,却没有碑文撰写者署名。也许是因为为他立碑的信徒也清楚,他们可以在碑文里省去师傅后半生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孽,但历史既会记住王道士为莫高窟作出的贡献,也绝不会饶恕他晚年给莫高窟留下的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的缘故吧?(原载《散文》2009年12月号,入选《散文2009年精选》《中国西部散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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